晚清名臣左宗棠的对联人生:逸闻与真相

晚清名臣左宗棠的对联人生:逸闻与真相

晚清名臣左宗棠的对联人生:逸闻与真相

  提起近代中国与中亚的地缘政治,就不能不提晚清名臣左宗棠,正是左宗棠击败沙俄入侵,平定了新疆叛乱,维护了祖国统一,才为后世中国与中亚各国保持长久稳定友好的关系打下了基础。

  左宗棠被梁启超称作500年来第一伟人,他的传奇人生也为后世津津乐道。最近,《左宗棠传信录》出版,作者刘江华潜心研究十余年,通过查阅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,还原出一个鲜为人知的左宗棠。本期“品读”,该书作者刘江华独辟蹊径,从对联的角度,对发生在左宗棠身上的逸事进行了考证。值得一提的是,对联在清代尤为兴盛,曾有这样一句话概括中国历朝文学成就:“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对联”。当时的名士曾国藩、左宗棠等都撰写了大量的对联。作者通过对左宗棠对联的考证,去伪存真,从一侧面还原出晚清政坛上名臣之间的微妙关系。

  逸闻 凭对联与两江总督结亲家

  真相 对联令陶澍“激赏之”

  “春殿语从容,廿载家山印心石在;大江流日夜,八州子弟翘首公归。”这是左宗棠的第一首成名对联,于1837年(道光十七年)写给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,当时的左宗棠26岁。

  在此两年前,左宗棠到北京参加会试,本已被取为第十五名,不料后因湖南多录了一个名额,于是,揭榜时,就将他的试卷撤下,把多出的名额让给了湖北。这样一来,左宗棠被剥夺进士资格,仅取为“誉录”,主要负责章奏、谕旨等抄写,相当于文书之类,虽然也可以积功而获授官职,但左宗棠不甘屈就,毅然返乡为下一次会试作准备。

  此时,左宗棠父母双亡,家境贫寒的他,只好入赘寄居岳母家。1836年,左宗棠曾在自己的书房写下“身无半亩,心忧天下;读破万卷,神交古人”的联语,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的贫困现状和远大志向。这副对联,后来被毛泽东改为“身无分文,心忧天下”以自勉。

  出于生计考虑,1837年,左宗棠应时任湖南巡抚的吴荣光之邀,出任醴陵渌江学院山长(即校长)。

  就在这年,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检阅部队后,向道光皇帝请假回家扫墓。从江西回湖南安化老家,途中要经过醴陵县。为讨好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,醴陵县专门新修了馆舍让陶澍休息。馆舍修好后,醴陵县令请左宗棠为馆舍撰写一副楹联,装点门面。于是,左宗棠就写下了本文开篇提及的那副对联。

  史料记载,陶澍看到这副楹联之后,“激赏之”,立即嘱咐县令将作者左宗棠请来。一见之下,“倾谈竟夕,与订交而别”。

  陶澍为何对这副楹联如此欣赏呢?原来,这副楹联既写出了陶澍平生最引为得意的事情,又表达了湖南人民对陶澍回乡省亲的期盼,故此让他十分高兴。

  上联中的“印心石”指陶澍少时读书于安化石门潭之滨的石屋,潭心有石,被称为“印心石”。1835年(道光十五年)十一月底,道光皇帝第14次接见陶澍。交谈中,道光得知陶澍少时跟随父亲在石门潭读书的情形后,温言劝勉,亲书“印心石屋”四字赐予陶澍;“廿载”则是指陶澍离家为官已经二十年。道光皇帝接见并亲书题赠,是陶澍一生最为自豪的事情,经左宗棠这样一个远离庙谟的举子写出,说明此事流布甚广,陶澍岂能不高兴?

  “八州”是湖南的古称。湖南行政区划几经变迁,隋朝时湖南省境设8郡,唐初改郡为州,唐高祖李渊时湖南置潭州总管府,管辖潭州、衡州、永州、郴州、连州、南梁州、南云州、南营州8州,其中的潭州即现在的长沙,衡州、永州、郴州则沿用至今。对联中的“翘首公归”表达了湖湘子弟欢迎陶澍之情,与“大江流日夜”情景交融,打动人心。

  1838年(道光十八年),左宗棠第三次赴京师参加会试,依然落榜。南返途中,他到江宁(今南京)拜访两江总督陶澍。陶澍将他留在总督衙门,安排幕僚和朋友与左宗棠聊天,还为其子陶桄求婚于左宗棠的长女左孝瑜。两家遂结为儿女亲家。

  逸闻 曾国藩左宗棠见面撰联互讽

  真相 两人多为书信往来

  关于曾国藩和左宗棠以联语互嘲的故事,流传极广。故事大致说,曾国藩和左宗棠意见常有不合,有一次,两人又争执起来,曾国藩出联云:“季子敢云高?与吾意见常相左!”左宗棠,字季高,曾国藩此对联,将左宗棠的姓和字嵌入,责怪左宗棠总和自己过不去。左宗棠应声对曰:“藩臣多误国!问尔经济又何曾?”曾国藩,字伯涵,后改号涤生。最早取名子城,1838年中进士后改为国藩。左宗棠所对的下联,将曾国藩的姓和名嵌入其中,也含批评之义,实属巧对。

  曾国藩和左宗棠撰联互讽,是否真有其事呢?这一逸事在多种笔记中都有记载,不过对联文字略有出入。比较典型的版本,有以下几种:

  蔡丕《趣园记事》载:清朝曾文正公名国藩,少与左文襄公同学。左公号季高,微时尝以才智自负……时左公适幕于抚署,因戏作一联曰:“季子自命太高,隐不在野,仕不在朝,与我意见大相左。”左公曰:“藩侯(臣)以身许国,进未能战,退未能守,问君经济究何曾?”曾公大喜。

  上面的说法并不准确。曾国藩比左宗棠大一岁,祖籍湖南湘乡,与左宗棠的祖籍地湖南湘阴相距至少150公里,两人小时候并不相识。而且,曾国藩从1833年(道光十三年)起到岳麓书院深造、第二年肄业并于同年中举;左宗棠1831年(道光十一年)曾在湘水校经堂(相当于岳麓书院的分校)和城南书院就读。因此,曾国藩“少与左文襄公同学”与史实不符。

  而且从这个说法的上联“隐不在野,仕不在朝”来看,应是指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幕府时。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幕府的时间,是1852年(咸丰二年)到1859年(咸丰九年)。1854年(咸丰四年)出兵岳阳之前,左宗棠和曾国藩倒是能时常相见,彼此之间也有意见不合之时。但下联的“进未能战,退未能守”,似指1855年(咸丰五年)到1857(咸丰七年)曾国藩在江西为石达开所困之时。在此期间,曾左二人并未相见,只是书信往还,应该没有当面互相作联嘲讽的机会。

  孙枟《余墨偶谈》所记的两人互讽,发生时间是曾国藩父亲去世之后:九江失利,曾力请终制旋里。一日,与左杯酒谈衷,曾出一联嘲左曰:“季子自命甚高,使气矜才,与我议论常相左。”左随答曰:“藩臣以身许国,知难引退,试问经济又何曾?”各以名姓相谑。

  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。曾国藩“终制旋里”之时,是1857年二月其父去世后。当时,曾国藩父亲去世,再加上他在江西处处掣肘,又时常为石达开所败,曾国藩便上折告假,借机离开此伤心地。未等咸丰批复,他就从江西军营赶赴湖南。期间曾国藩是否在长沙停留,并无记载。不过,即使曾国藩在长沙停留,且与左宗棠相见,估计也没有心思喝酒。而且对于曾国藩不等朝廷谕旨就匆忙回家的做法,左宗棠并不认同,多次提出批评,以致两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彼此不通书信。直到1858年,曾国藩才主动同左宗棠修好。当年7月13日(六月初三),曾国藩接奉谕旨后再度出山,7月17日(初七日)从家出发,22日(十二日)抵长沙,始与骆秉章、左宗棠等人再度相见。

  也就是说,在曾国藩丁忧期间,曾左二人并未见面,作联嘲讽之事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。刘江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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